东四有座报刊亭，就在我家小区的斜对面。刚搬到小区时，报刊亭正火着呢。我好阅读，每见书店和报刊亭就欢喜。
报刊亭外观大小和早年的交通警亭、岗亭差不多。雪飞雨溅，人来车往，它总是在路口旁落落大方，范儿不失份儿不跌。起初，因属邮政局管理，报刊亭毫无例外地被涂成绿色，正面是邮政标识，侧面是征订报刊广告语。除了售卖报刊，报刊亭还设有一部公共电话。反正就是个亭，满足人们基本文化需求就是。执掌报刊亭的是个老太太，鹤发童颜，一说话声音亮锃锃的。给她打下手的是个秀雅的中年女子，像个小伙计，对老太太温顺有加。我猜想她们不是母女就是婆媳，却没打听。那时，互联网和手机还没普及，一些人经常跑到报刊亭买报刊、打电话。老太太热情主动，中年妇女不厌其烦，报刊亭整天人来人往。我去买《文化历史》，老太太说：“一看你就是个恋旧的人。”买《读者》，老太太说：“一看你就是个受过教育的人。”搭茬说话让人听着舒服。我有个习惯，别人翻看过的书绝不再买。中午到报刊亭买当月的《读者》，只剩下一本不说，还皱皱巴巴的。我询问还有新的没。老太太不外道：“这也没坏，不耽误你看呀。”我摇头，悻悻地买了份《青年文摘》后离去。晚上下班，风弥雪漫，我小心往前行。昏暗中，前面的报刊亭却亮起了灯，那中年妇女站在雪中张望着，见我走来就兴奋地挥起了手：“大兄弟，新《读者》。”我顾不得路滑，急忙走过去，接过她递来的崭新的《读者》。“在哪儿弄的？”我有些欣喜。她说是老太太下午顶风冒雪专门到邮政局大厅调换的。我想向老太太道声谢，可她早已回家。雪大风寒，我的心却暖烘烘的。
拿手机的人多了，到报刊亭用公共电话的人少了。这也就算了，可买报刊的人也少了起来。我一直以为，手里拿份纸质的报刊，啥时候都亲切踏实，力挺传统报刊，当然从力挺报刊亭做起。进入腊月后，东四的年味浓得稠了整条街。每年春节前半个月，我每天都到报刊亭前询问《中国电视报》到了没有，这是20世纪末我们那代人养成的习惯，难以割舍。当月的《中国电视报》《读者》，还有《作家文摘》等，一份不落买个全。我打心眼里希望东四这家报刊亭坚持办下去，传统阅读方式也一样。开春的一天，城管和老太太说城市要美化，这报刊亭要么整改打扮下，要么就立马拆走。老太太选择了整改。第二天，老太太和中年妇女弄来油漆，一起动手把报刊亭涂成了银白色。报刊亭上面的邮政字样也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“东四便民报刊亭”。
东四便民报刊亭便民是便民，却再无景气可言。一左一右的商铺生意都很好，但凡撑个门脸就赚钱。报刊亭利润微薄，一年到头低迷徘徊。赚不了几个钱，可它每天都要风雨不误按时开板营业。您还别说，平时报刊不好卖，但到了年跟前，报刊亭似乎又回到了前些年。《中国电视报》和《天下美食》，卖得格外的好。这时，老太太就念叨：“要是天天都这样该多好！”中年妇女接过话：“那是，前些年报刊亭光《生活报》就能卖不老少，整天忙得团团转，可心里有奔头啊。”我在一旁选报刊，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，想说些安慰的话却不知咋开口，只买了一本新到的《读者》默默离去。报刊亭后的老杨树正发芽吐绿，可报刊亭啥时才能返春？过了不久，报刊亭多了一个经营项目，买卖旧书。除了不收旧杂志外，其他的大到《新华字典》，小到言情小说和奇幻读本等都纳入其中。可没多久，我却发现儿子也爱往报刊亭跑，问他，他说看有无课外读物。我警觉起来，突袭儿子卧室，很快从他床底下翻出几本破旧的《盗墓笔记》。我问这书打哪儿弄的，儿子说花1块钱从报刊亭买的。我说旧书埋汰，儿子说看着还行。我吓唬他看这书会做噩梦，儿子说看着挺过瘾。我气急败坏，逼着儿子硬是把旧书送回报刊亭。
老太太坐守报刊亭的次数越来越少，后来就不见她再来过。中年妇女一人不擅坚持，报刊亭开得没了规律，有时好几天也不开门。询问报刊亭旁卖豆腐的老黄，他茫然地看着上板的报刊亭，摇着头说他也不清楚啥原因。中元节的夜晚，我发现不远处好久没开门的报刊亭亮起了灯。灯光下，中年妇女夹着一卷纸钱走出门，恓惶着身影蹲在路口烧起纸来。我心一沉，莫不是那老太太不在了？烟火中，昔日的记忆渐渐清晰，现实的轮廓却消逝在黑暗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