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唐宝民
在一个国家，大学无疑是人文精神荟萃的地方，而大学人文精神的兴衰，也是整个社会人文精神的晴雨表，因此，笔者经常阅读一些和大学有关的书籍，去探求人文精神兴衰的原因。
最近读到的这本《海上中文系》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），是一组精选的随笔集，围绕着上海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的两大中文系展开，展现了中文系师生的多个面相，尤其是几位学术大家的流风余韵，以及师生们对大学校园里人文精神失落的慨叹。
教授是大学的灵魂，教授们的素质，基本上能够反映出一所大学的精神面貌。这本书就勾勒了几位老教授的风采，让我们看到了他们极具个性的风貌。
贾植芳先生是文学大家，也是复旦大学的著名教授，他的学生陈思和高度评价了先生的坦荡：“我想说的是先生做人的坦荡。这是我从先生身上最强烈地感受到的一种品质。我们今天常常劝人走好一生的路，用‘清清白白做人’来勉励自己或者别人，但我觉得，做个坦坦荡荡的人，比做个清清白白的人，更加不容易。”陈思和讲述的另一件事，则让我们看见了贾先生的忧患意识和担当精神：1996年，陈思和陪同先生去台湾参加学术会议，先生作报告时，有学者向大家介绍了先生苦难而高贵的人生，全场掌声雷动。面对此情此景。先生说道：“作个知识分子，总是要像耶稣那样，一代代背着十字架往前走的。”
郜元宝是蒋孔阳先生的弟子，蒋先生是一个十分随和的人，即便是对自己的学生，也礼数周到。郜元宝回忆道“总是傍晚六点左右，我们师兄弟妹几个结束两周一次的读书报告会，从先生家出来，他坚持送到大门口。后来实在行走不便了，也总是送到自己家的门口，与我们揖别。先生揖别的姿势很古典，第一次见他那样隆重地施礼，惊讶得良久没有反应过来。”
在学者王彬彬的心目中，潘旭澜教授是一个个性十分鲜明的老人，王彬彬讲述了这样一件事：“当张艺谋的电影《英雄》上映后，潘老师颇为义愤。他不能容忍在21世纪的今天，还有人如此肆无忌惮地歌颂一个臭名昭著的暴君；他不能容忍在21世纪的今天，还有人如此肆无忌惮地蔑视人类的共同价值。于是他放下手头的工作，写了《什么英雄》一文，对电影进行了尖锐的批判。”这让我们看到了潘老身上的血性，以及维护人类共同价值的决心。
位于丽娃河畔的华东师范大学，在上个世纪80年代，其中文系堪称是读书人的天堂。中文系毕业的张闳认为，那是一个疯狂读书的年代，阅读仍然是一种公共的精神事务。然而，当物质消费主义和商业化的语境充斥了整个社会时，人文精神的衰落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，张闳用惋惜的笔调写道：“20世纪90年代初的那些日子，我和徐麟等人经常倚靠在9舍625室门口走廊的栏杆上，远眺西边天空的落日，远远可以望见长风公园的湖和树林，校园在落日的辉光照耀下熠熠生辉。这种黄昏的景象恰成一个奇妙的隐喻，它象征性地昭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精神际遇，也昭示着我们所身处的生活环境……大学校园的没落前景。华东师大、丽娃河、青春、书本，一切依旧如故，一切正变得越来越好看。而大学精神却无可挽回地走向黄昏。”
吕约在《丽娃河》中，也表达了同样的心情：“在丽娃河边度过的那些日子，除了许多青春记忆之外，我最大的收获，也是我至今一直没有再度与之相遇的东西：激情、创造、个性、自由、浪漫，甚至包括唯美……那时候，我们还信仰这样的词语：自由、生命力、美、 爱……仿佛他们就像师大园深夜的空气一样甘美，就像坐在对面的人一样温暖、真实、可以触摸。就像烟卷一样可以传递。”
在这样一个闷热的夏夜，当我读完这本《海上中文系》的时候，我又一次开始思考有关大学校园内人文精神失落的这个话题，进而想起了胡河清生前最喜欢的那首唐诗：“劳歌一曲解行舟，红叶青山水急流。日暮酒醒人已远，满天风雨下西楼。”